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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天文七十載的“科學啟明星”王綬琯—— “讓科學之樹枝繁葉茂”

2019-07-09 06:54:03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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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綬琯近照。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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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60年代王綬琯訪問澳大利亞,與澳大利亞射電天文學家克里斯琴森合影。資料照片

  一位96歲的老人躺在北京醫院的病床上,“眼睛、耳朵都開始罷工”,卻依然有操不完的心……

  病床前上門來的人絡繹不絕,除了看望老先生的,還有請教當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日后發展的,以至于醫生都下了“逐客令”……

  這位老人便是國家天文臺名譽臺長王綬琯院士。今年1月,王綬琯當選為2018年十大科學傳播人物,頗令人意外,畢竟,他已是望百之年。“我總是忘記自己年紀已經這么大了,時間不多,要干的事卻還有很多!”

  “學成之后報效祖國,抵御外侮”

  天上有一顆國際編號為3171號的小行星,名叫“王綬琯星”,標志著他在天文領域的杰出貢獻。然而,年少時的王綬琯,最初的專業卻與天文相差甚遠。

  那是1936年,經在海軍任職的叔父推薦,13歲的王綬琯考入福州馬尾海軍學校。初學航海,他本想做個海員,馳騁海疆,保家衛國。后因眼睛近視便改學造船。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王綬琯暗下決心:“學成之后報效祖國,抵御外侮!”

  時光匆匆,造船一學就是9年。22歲的王綬琯考取公費留學,到英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進修。機緣巧合,學院與格林尼治天文臺為鄰,激發了他對天文學的向往:“濃濃的興趣之火,在心中燃燒,坐立難安……”不久后,王綬琯給時任倫敦大學天文臺臺長格里高利寫了一封求職信。

  信順利到了格里高利手里,1950年,格里高利接受王綬琯進入倫敦大學天文臺工作……從此,一雙天文學家的“大手”和一雙未經專業訓練的“小手”握到了一起……

  “剛接觸新的學科,一切都從頭做起。”當時,王綬琯主要擔任晚上8點到早上4點的夜間實測。漫漫長夜,舉目看著滿天的繁星,王綬琯思緒萬千……多年之后,他曾在《小記倫敦郊外的一個夜晚》一文中追憶往昔:“那時我在倫敦大學天文臺,地處倫敦西北郊,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闊,一條公路從倫敦伸過來,很寬很直……黃昏后,夜色罩下來,朦朦朧朧,路就像是一條筆直的運河,把岸兩旁脈脈的思緒送往天的另一邊……”

  “雖然人生總會遇到煩惱,但做起事來,就都忘掉了”

  有人說,王綬琯是個“觀測星星的人”。

  在國際天文界,我國自主設計、多項技術處于國際領先水平的大型光學望遠鏡LAMOST,倍受矚目。它便是由王綬琯和伙伴蘇定強共同提出設計的。

  說起回國參與天文學研究,時間還要追溯到1952年。當時,萬里之遙的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海外學子紛紛回國效力,王綬琯在收到時任紫金山天文臺臺長張鈺哲邀請后,沒有絲毫猶豫,決定立即回國。

  回國后,王綬琯參與創建我國天體物理學科。1955年,他受命到上海承擔“提高時間信號精確度”的任務。“其中之苦,甘之如飴。”王綬琯說,和同事們用一年多時間改進了測時、授時、播時的技術,經過艱苦努力,將中國的授時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自此,“北京時間”響徹祖國大地。

  1958年,海南島發生日環食,蘇聯天文學家帶著射電望遠鏡來觀測。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抓住機會,組織一批人學習射電天文,王綬琯便是其中一員。此后王綬琯調往新建的北京天文臺(國家天文臺前身),籌建并展開射電望遠鏡研究。

  在當代天文學進入“多波段—大樣本—巨信息量”階段后,天文光譜的實測能力成為學科發展中的關鍵因素。由此,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王綬琯和蘇定強共同提出了“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望遠鏡(LAMOST)”的攻關項目,力求在這一領域實現突破。

  王綬琯把攻關的過程比作一場“雙打”比賽:選手由天體物理學家和天文儀器專家組成,從蘇定強“主動反射板”這畫龍點睛的一著妙筆,到最終LAMOST方案的形成,這場別開生面、龍騰虎躍的“雙打”比賽歷時數年,參與者接近20人。而作為主題論證的負責人,王綬琯和他的“雙打”伙伴蘇定強付出了大量心血。1994年7月,當兩位青年科學家褚耀泉、崔向群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報告這一方案時,會場內引起強烈反響……

  “我這一生最大的滿足就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做事,雖然人生總會遇到煩惱,但做起事來,就都忘掉了。”回首往事,王綬琯無限感慨。

  “為保住這些‘可能的科學苗子’,我們沒有理由不盡力”

  “浮沉科海勉相隨”。也許浩瀚的星空能激發無限的遐思,王綬琯還寫得一手好詩,他曾是中關村詩社的創立者并擔任社長很多年。

  “人一生要走很長的路,一路上就常常要有人拉一把。我自己年輕時候的路就走得很艱難,是遇到了幾雙‘大手’才有幸‘走進科學’。”回憶過往,王綬琯感慨,“如今自己成了‘大手’,也想拉起奮斗的‘小手’。”

  1997年,王綬琯致信北京市科協青少年部部長周琳,稱他在科普活動中接觸過的許多優秀學生,后來無聲無息了。“那些當年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有多少走上了科學的道路?作為前輩的我們這一代人,反躬自問,是否也有失職之處?”

  于是,1999年6月12日,王綬琯倡議并聯合60位著名科學家發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以下簡稱俱樂部)。俱樂部組織學有余力、有志于科學的優秀高中學生,利用課余和假期走進科學社會,求師交友,體驗處于學科前沿的團隊的科研實踐活動。2006年,俱樂部開始面向初中生開展“校園科普活動”。

  “如果每年平均能有100名‘可能的科學苗子’參加科研實踐,其中有2%—3%日后會成為頂尖人才,那么積年累月,效果還是可觀的。為保住這些‘可能的科學苗子’,我們沒有理由不盡力。”王綬琯說。

  “不能把俱樂部的活動當成考試競賽的‘敲門磚’。”從俱樂部成立時起,王綬琯就堅決反對摻雜任何應試教育、應賽教育的思想和做法。第一次活動,時任北京四中副校長的劉長銘跟學生約法三章:參加俱樂部完全自愿,如果覺得占用很多時間,對高考和升學沒有幫助,現在就可以退出。

  20年間,先后有700多位導師和5萬多名中學生參加了俱樂部的活動,其中約2300人走進178個科研團隊及國家重點實驗室參加“科研實踐”進所活動。俱樂部早期會員洪偉哲、臧充之等已成為國際科學前沿領軍人物,錢文鋒、從歡等入選“青年千人計劃”,在中科院開展獨當一面的工作。

  “科學普及了,才能讓更多孩子受益”,王綬琯坦陳心跡:“我們盡力根植一片深厚的土壤,讓科學之樹枝繁葉茂。”(記者 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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