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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 鞏固機構改革成果 深化監察體制改革

2019-07-08 08:36:41        中國紀檢監察報
 7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總結會議上強調,要認真總結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效和寶貴經驗,鞏固機構改革成果,繼續完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重要部署,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改革。一年多來,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取得了哪些成效?讓我們從地方紀委書記、監委主任、轉隸干部和監察對象的親身經歷中找尋答案。——編者

  改革催生追逃“加速度”

  (湖南省懷化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代理主任 李激揚)

  被列入“獵狐行動”追逃名單、潛逃14年的中方縣財政局原社保股股長危月蒙被抓獲歸案,外逃美國的紅通人員鄭泉官被強制遣返回國,潛逃15年的會同縣煙草公司原職工趙玉忠迫于壓力投案……監察體制改革一年多來,在湖南省紀委監委和懷化市委的領導下,懷化市紀委監委通過整合力量、頻出重拳,緊盯不放、合成作戰,共追回潛逃外逃職務犯罪嫌疑人5人,追回贓款2000多萬元,充分彰顯監察體制改革釋放的強大制度優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管腐敗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緝拿歸案、繩之以法”。監察體制改革前,追逃追贓工作力量分散、手段措施有限、追逃戰果不佳,雖然采取了多種措施追捕,但一直杳無音訊。

  監察體制改革后,懷化市紀委監委健全了追逃追贓工作領導體制,及時調整充實市追逃力量,明確市紀委監委第一紀檢監察室專門負責反腐敗國際追逃防逃追贓工作。明確市委組織部、市公安局、市人民檢察院等11家追逃成員單位工作職責分工,建立健全追逃聯席會議、工作例會、專題會議和協作配合、案件移送、督查問責等機制。對每一個潛逃外逃案件都成立了專案組、制定專門的追逃行動方案、保障專項工作經費,持續擰緊追逃“發條”。

  紀檢監察機關從幕后走到臺前,既掛帥又出征,使決策指揮、資源調配、措施手段更加集中統一。2018年5月10日危月蒙被抓獲歸案;11月14日,鄭泉官被強制遣返回國;今年2月19日,趙玉忠投案。

  懷化的追逃工作讓我感悟到:監察體制改革是追逃追贓的強大動力和保障,轉變了過去單兵作戰的方式,形成了追逃追贓合力、合作、合圍的良好格局,催生了懷化追逃的“加速度”。

  宜將剩勇追窮寇。作為懷化市紀委監委第一責任人,我將扛牢追逃追贓工作的政治責任,采取有力措施,持續強力推進,腐敗分子無論逃到哪里,終將被繩之以法。

  今年以來,我們繼續狠抓個案突破,通過完善工作機制,爭取上級部門的支持,在落實工作時間表、辦案路線圖和責任人的基礎上,統籌協調反腐敗協調小組成員單位履職盡責,定期調度推進。集中力量持續有序推進職務犯罪國際追逃追贓、預防和打擊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向境外轉移贓款等專項行動。

  “追逃只是措施,防逃才是根本。”這是查辦危月蒙、鄭泉官等案件給我們的深刻啟示。在防逃方面,我們將該項工作納入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的檢查內容,壓實各級各部門的工作責任。同時,關口前移,對關鍵崗位人員多警醒多過問,對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的重要崗位、重點領域的干部,作為重點對象加強監督管理。不久前,我們還研究出臺了公職人員和黨員干部失聯快速上報制度,不管是否發現違紀違法問題都第一時間上報,同時聯合組織部門定期開展黨員干部護照管理、出入境審批報備、個人有關事項報告等抽查檢查工作,扎緊防逃籬笆。

  制度自信更加堅定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委常委、區紀委書記、區監委主任 金曉東)

  如今,每當我們攻堅克難,特別是面臨著此前沒有經驗的大案要案時,我總會想起2017年3月16日的那個夜晚。那一晚,十多個同志通宵緊張工作。雖然初核已經取得實質性進展,但第二天要用的法律文書還在一稿又一稿地設計制作中。幾小時后,全國第一例監察留置案件就將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正式啟動。

  全國監察留置第一案因被調查人余建軍投案而起,當時,離上城區監察委員會掛牌成立還不到一個月。作為首批改革試點地區,我們沒有先例可借鑒,沒有模板可套用。“應該叫留置決定書還是留置令?”“留置文書上表述哪些內容,要做幾聯?”“宣布留置的儀式怎么安排?”……前所未有的使命、前所未有的困難,讓緊張寫在了專案組每一位同志的臉上。

  然而我深信,監察體制改革是一項從中央到地方、從宏觀到微觀的系統性工程,包括決策、協調、職權、程序、責任、保障等方方面面都要發生深刻變化,其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在省市紀委監委的有力支持和區委的有效協調下,我們全力以赴收集證據,精準鎖定案件事實,又創設了一整套31件法律文書,保證了履職的嚴肅性和公信力。

  33天后,43筆犯罪事實、2700余萬元貪污數額、4483頁案卷材料的余建軍案順利調查終結,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2017年12月,余建軍案正式宣判,監察機關調查的全部事實得到審判機關的確認。2018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上城區監委開具的全國第一張《留置令》在央視新聞頻道中展示,而在正式頒布施行的監察法中,我們通過“第一案”創設實踐的種種經驗做法,被作為國家法律條文固定下來。

  全國監察留置第一案的成功實踐就像一劑催化劑,讓整個上城區紀委監委的隊伍發生了“化學反應”,大家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履職能力顯著提升,最大的變化就是對黨領導下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反腐敗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對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有了更加堅定的制度自信。

  2018年底,我們同時承辦了兩起由省紀委監委統一指揮的掃黑除惡“打傘”案件,對兩名正處級領導干部進行留置;2019年4月,我們通過扎實的勸返工作,促使出逃境外達25年的“紅通”人員袁國方主動回國投案,他是外逃時間最長的“紅通”人員之一,也是2019年浙江省首個被追回的“紅通”人員……與此同時,我們這支基層紀檢監察隊伍也涌現出了“第一案調查組組長”戚曉峰、“浙江省紀檢監察系統先進工作者”張雅斌、“杭州市擔當作為好干部”汪堅等一批先進人物,區紀委監委先后立功、獲獎多達30余人次。

  通過兩年多來的實踐,我深刻認識到了中央推進機構改革的高瞻遠矚和黨對反腐敗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的巨大制度優勢。我們的視野從黨紀延伸到了法律、法庭訴訟,乃至追逃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外交規則和國際法知識。手中越來越厚的成績單,意味著肩上越來越重的責任,在監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我將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以堅定的制度自信和強烈的時代責任感,砥礪前行。

  改變的是崗位,不變的是初心

  (河南省鄭州市惠濟區監委委員、紀檢監察室主任 楊輝)

  從河南省鄭州市惠濟區檢察院轉隸到區監委工作有一年半的時間了。這500多個日日夜夜中,我經歷了從角色到思維的轉變,深刻地意識到自己肩上的責任更重了。

  記得剛到紀委監委工作不到一個月時,我所在的紀檢監察一室就接到委領導安排的一起問責案件。

  “常委,我們是不是有點‘小題大做’了?這只是一起小火災,財產損失不過幾萬塊錢,而且沒有群眾受傷,為什么還需要追責呢?”我不解地問。

  “你知道火災發生的時間嗎?起火的原因你清楚嗎?老楊,你轉隸時間不長,可能對紀委監委工作性質還不是太熟悉。這場火災的背后,是一些黨員干部履職不到位。春節將至,我們需要給群眾創造一個和諧、安寧的生活環境,但是仍有一些黨員干部不盡職、不盡責,區委多次要求開展安全隱患排查沒有得到落實,最后還要讓人民群眾來為這些失誤買單。你說,這樣的干部該不該追責?”

  聽到這里,我沉默了。我意識到,自己仍然習慣性地從職務犯罪角度考慮,存在“以大案要案論英雄”的慣性思維,對紀律的學習和認識不足。

  通過核實,區監委對火災事故相關責任人分別給予警告、記過等政務處分,并對當地黨工委下達監察建議書,要求加大轄區內安全隱患的排查整改力度。這成為了我轉隸以來監委下達的第一份監察建議書。通過這件事,我對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意義有了新的認識。

  2018年3月底,我們室接到案管室轉來的線索,有群眾舉報轄區某村村民組長武某非法套取違章建筑補償款,我們立即組成審查調查組,開始對線索進行核實。

  在對線索進行初核后,我發現武某涉嫌貪污犯罪,向委領導匯報后依法對其立案調查,并果斷對武某采取了留置措施。

  雖然我在檢察院工作了20多年,大大小小也辦理了上百件案件,但是與非黨員村民組長“打交道”還是頭一次。說實在的,我在辦案方面真的不缺經驗,但是對于這樣一個在監察法實施之后留置的最基層的監察對象,加上監察對象在留置初期的極度不配合,還真讓我有點“束手無策”。

  轉隸前訊問犯罪嫌疑人時,我已經習慣了彼此對立的對話方式。面對工作陷入僵局的我,委領導給了我極大的啟發:“紀檢監察工作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想要在談話中達到良好的效果,就要轉變思維,以全新的角色站位來思考。”

  有了這樣的定位,我在做武某思想工作時更加耐心細致了。我盡量以能打開心扉的方式進行詢問,與他交心。

  在一次和武某談話中,我了解到武某的父親已經80多歲了,身體狀況不好,于是我帶著審查調查組的同志到村里看望老人,并將老人身體狀況向武某進行了轉達。聽到老父親的情況,武某失聲痛哭,父親年邁,作為長子卻不能在床前盡孝,他對自己因一時貪念走上犯罪道路后悔不已,終于承認自己的犯罪事實,表示愿意積極退回貪污的贓款,爭取寬大處理,早日出獄照顧老人。根據武某積極退贓的表現,區監委在移送司法時提出了從寬處罰建議,并得到法院的支持。

  這兩個案子,終于讓我明白了紀委監委作為政治機關的含義。紀委監委是政治機關,講政治是放在首位的。紀委監委辦案要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有機統一,處理黨員干部不是目的,更多的是提醒干部、挽救干部,是要用我們的忠誠干凈擔當,換來群眾更多的獲得感。

  “村官”雖小,用權不能任性

  (江蘇省泗陽縣王集鎮張壩村會計 胡建國)

  2010年1月,我成為了江蘇省泗陽縣王集鎮大同村會計。那時,我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小小的“村官”,黨紀國法離我很遙遠,管不到我的頭上。

  抱著這樣的心態,我在工作中未能嚴格要求自己。在負責村尊老金工作時,我明知村民毛某某去世,卻因為他的家人和我關系不錯,就未按要求上報取消其尊老金,導致他的家人繼續領取了21個月尊老金,總計2100元。“我又不是公務員,即使被發現了,這點小事情紀委不會處理的。”這樣想著,我感到心安理得。

  直到2018年4月7日,縣監委第五派出監察辦公室盧克臻主任找我談話,指出我的行為已違反監察法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被作為監察對象納入監督范圍,沒有正確履職導致國有資金受到損失,是要受到黨紀政務處分的。最終,我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停職檢查處理。

  這次處理給了我很大的教訓,讓我知道作為“村官”如果不用好自己手中的權力,不僅是違紀那么簡單,更是一種違法行為。在為自己不懂法而后悔的同時,我也感到害怕。是不是以后沒機會再為村里工作了?大家會怎么看待我?被處理后的一段時間里,我思想壓力很大,工作也提不起精神。

  鎮紀委了解到我的思想動態和工作表現情況后,主動派人找我談心,幫助我認清錯誤、改正錯誤,解開我心里的“疙瘩”,讓我不要因此而有思想包袱。他們給我講了宿遷市對受處分人員相關的政策規定,還給我舉了好多干部被處理后改過自新的例子。經過幾次思想教育、跟蹤回訪后,我思想上的“包袱”終于卸下了,輕裝上陣,又能積極地投入到學習、工作和生活中了。

  真心感謝紀委監委領導及時給我敲響了警鐘,警醒了我,挽救了我。我認識到自己作為一名村干部、一名共產黨員,在以后工作中要吸取教訓,認真改正錯誤,嚴格遵守各項規章制度,避免犯更大的錯誤。2018年11月,我擔任王集鎮張壩村會計,在領導的鼓勵下,我以更高標準要求自己,更加規范履職,紀法意識明顯增強。曾有幾個村民給我送禮,想讓我給他們辦理低保,在了解到他們并不符合享受低保的條件后,我斷然拒絕,并嚴肅告知其相關的紀法規定。監察法讓我明白,職務雖小,但手中權力不能任性。因在工作中務實肯干,我受到了鎮領導表揚。

  我還建議我們村黨支部書記經常對村組干部進行廉潔教育,讓他們知敬畏、守底線、不掉隊。現在,我們村的村組干部紀法意識明顯增強,工作也比以前規范多了。這是監察體制改革后,實現監察全覆蓋,村干部個個有人管帶來的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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